日前，“马蒂斯的马蒂斯”正在北京展出。展览的名字颇为传神，因为作品都来自马蒂斯美术馆，还凸显了一个有趣的话题：马蒂斯眼中的自己。马蒂斯很关心如何将自己的作品呈现给公众——1952年，82岁的他将自己收藏的作品捐出，在家乡勒卡托-康布雷齐建立了马蒂斯美术馆，还亲自参与了陈列设计。很多马蒂斯同时代的人都认为，当他谈论艺术时，口才极好，不像个画家。然而，这其实不是他的本意，他主张“画家最好的代言人就是他的作品”。

　　对艺术家来说，自画像不仅是自我陈述的语言，也跟自己的艺术成就不可分割。19世纪以来，自画像创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加流行。但有研究者发现，在1910年至1970年的60年中，最杰出的艺术家很少有人用自画像表达自己。马蒂斯和毕加索亦然，他们作为20世纪最有成就的两位画家，尽管也创作过自画像，但数量不多。马蒂斯一生只画过4幅油画自画像（1900—1918），其中的三幅都是他拿起画笔的模样，呈现出一个专心致志创作的画家。50岁之后，马蒂斯只画过素描或版画自画像，都是寥寥几笔的勾勒。69岁时，他曾画过四张自画像（速写），并在77岁时这样解读：尽管这四张自画像的下半部分完全不同，但并不妨碍画的是同一个人——他仔细地观察生活，始终清醒地认识自己，不会彻底向生活低头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在自画像之外，马蒂斯还注意到一个时尚事物——肖像照，并体现出浓厚的兴趣。尤其是每当需要为公开发布的文字配图时，他都喜欢用精心拍摄的个人照片展示自己，而不是用自画像。他的肖像照基本能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工作场景中的照片——他或是手持画板，或正在雕塑，或剪纸，又或是面对模特构思；另一类是个人的正面照或侧面照，他总是一脸严肃地看向观众，这看上去不像画家，更像一个政治家。马蒂斯还拍过很多更“正经”的照片——一位打着领带的艺术家正在工作室里创作。

　　马蒂斯玩转肖像照，缘于世事的“造化弄人”。1905年，35岁的马蒂斯和朋友们参加了秋季沙龙展，他们的画作色彩艳丽，笔触粗犷。评论家路易·沃克塞尔在报纸上戏称，他们是“一群野兽”，尽管并没有恶意。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周刊《画报》又刊登了这篇文章，只是有些断章取义，马蒂斯的作品整整占据两个版面，分别是《戴帽子的女人》和《打开的窗户（科利乌尔）》。此后，马蒂斯和朋友们被赋予“野兽派”的名称，马蒂斯也一举成名。

　　但麻烦的是，无论是追随者还是公众，并没有理解马蒂斯，甚至深深地误解了他。报纸上说，野兽派画家用骇人的把戏骗取公众的注意，马蒂斯尤其擅长这一套。而在两年后的沙龙展上，到处都是东施效颦的“野兽派”作品，野兽派几乎成了“骗子”的代名词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马蒂斯和朋友们的画作色彩过于浓烈，给人的印象是鲜艳的颜料被随意涂抹在画布上。而在西方绘画传统中，高雅趣味是不会与明亮的色彩沾边的。《打开的窗户》是一幅从室内望向窗外的海景画，但整个画面色彩绚烂，对比强烈，不同色块代表着不同空间，形成由近及远的透视结构。在野兽派成名之后，马蒂斯也经常被戏称为“染色工”。

　　其实，野兽派并不能算作一派，因为没明确的规则和技法，更没有纲领或宣言。在马蒂斯的艺术生涯中，野兽派只有短短的两年，那是他和德朗、弗拉芒克以及芒更等朋友们进行色彩实验的一个阶段。但在后人看来，野兽派是20世纪第一个艺术运动，随后的现代艺术多以各种运动来命名，如立体派、超现实主义、抽象表现主义等。

　　1910年，作家多热莱斯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，将马蒂斯描述为“疯子”，甚至“放荡艺术家”。颇有戏剧性的是，配图由马蒂斯提供，他选了一张精心设计的“照”——《工作室里的马蒂斯》，照片上的他39岁，手持画板，严肃又认真地打量着观众，既不像疯子，也不放荡。这是被定格的“瞬间”：一位严谨的艺术家正在认真创作。

　　就这样，当马蒂斯一心追求的艺术理想不被公众理解时，他“不务正业”所拍的肖像摄影，又奇妙地扭转了自己的负面形象。1911年，柯蒂斯出版公司也在美国调查发现，“一张好照片比言辞更有效”。这并非巧合，马蒂斯的时代正是摄影逐渐崛起的时代。尽管第一张照片诞生于1839年，但直到马蒂斯出生以后，照片才逐渐在报纸和杂志上流行，《画报》便是法国第一份刊登照片的杂志。到了晚年，马蒂斯还拍过很多照片，呈现自己的剪纸创作过程。72岁时，他甚至说，好的摄影师远胜于肖像画家。

　　此言出自这位老画家之口，也透露出几分无奈。早在16世纪的威尼斯，马蒂斯的前辈们就已经创作自画像了，当时的自画像根植于真实，被视为“镜中像”。但马蒂斯的理想恰好相反，他追求的不是外在的真实，而是“通过思想和形式的简化来抵达宁静”，在他看来，“细节不仅会弱化线条的清晰度，也会破坏情感的强烈程度”。换句话说，要是马蒂斯把自画像画成照片的样子，那就跟他的理想背道而驰了。反倒是那四张速写更契合他的理想，寥寥几笔，就画出了自己。

　　或许，用肖像照代替自画像，是马蒂斯的一种妥协：自己的作品和理想很难被别人理解，但一个认真敬业的画家形象却容易被公众认可。

　　马蒂斯在图像上妥协，并不表示在其他形式上也会如此。38岁时，他在著名的《大评论》杂志发表《画家笔记》。尽管这是文字，而且长篇大论，但在马蒂斯看来，其重要性不亚于他的任何一幅作品。正如《马蒂斯传》的作者斯波林所说，马蒂斯以清晰又自信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理论立场。他的理想是“一种平衡、纯洁又宁静的艺术，没有令人烦恼或压抑的题材，就像一把舒适的扶手椅，能让人从疲劳中恢复过来，抚慰人的心灵”。在这篇长文中，马蒂斯既表达了绘画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关系，也明晰了画家自我与艺术家群体以及时代潮流的关系。一年后，它被翻译成俄语和德语。在今天，它被视为艺术家自我阐释的经典之作，在艺术史上占了重要地位。

　　围绕宁静的艺术理想，贯穿马蒂斯艺术生涯的始终是“色彩实验”。早在跟随老师古斯塔夫·莫罗学习时，他就因对颜色的追求而让莫罗很不满。28岁以后，马蒂斯迎来艺术创作的多产时期。他画了一系列风景画，主要是从窗户看出去的巴黎圣母院，但与其说是自然景观，不如说是各种纯色的相互作用。35岁时，他的色彩探索小有所成，体现为秋季沙龙上的《戴帽子的女人》和《打开的窗户》，但被人诟病为野兽风格；36岁时，他又在独立沙龙展上展出《生之喜悦》，人们更加难以理解，很多人开始奚落他。

　　面对他人的批评，马蒂斯也曾一度陷入自我怀疑。不过在他的性格中，一直保留着坚忍顽强和井然有序的一面，基本上没有一点多愁善感或顾影自怜。马蒂斯出生在法国北方，那里环境恶劣，生活困难。马蒂斯也继承了家族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精神。21岁时，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开始学画画，代价是失去了父亲的经济支持，从此过上了长期拮据的生活。但他也曾多次说过，因为一无所有，所以也不担心失去什么，比起富裕的同龄人，他反而有一种他们没办法获得的自由。

　　以绘画为业，是马蒂斯抵御所有困难的灵丹妙药。36岁时，马蒂斯写信给好友芒更说，他能做的只有继续作画。孩子们也发现，父亲的画是整个家庭凝聚力和情绪稳定的源泉。马蒂斯的大儿子皮埃尔后来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：“我清楚地知道您的画在我们家的位置，每一幅都代表一个时期，为我们大家提供着全新的养分，每一幅都那么重要，直到消失后才知其弥足珍贵。”

　　1906年秋天，马蒂斯迎来了丰收的季节，收藏家们开始第一次争夺他的作品。两年之后，马蒂斯在秋季沙龙上展出了11幅油画、13件雕塑和7张素描。《红色和谐》是马蒂斯明确自己艺术风格的匠心之作。这幅画最初是“蓝色和谐”，但马蒂斯后来重新画成了红色。在《红色和谐》中，他完全放弃了光影和传统的透视技法，改用大面积红色表现室内纵深的空间。让人感到奇妙的是，尽管色调本身没有变化，却清晰地表现出不同空间，区分出桌面、墙面和地面。自此以后，马蒂斯真正成为一位装饰大师，《画家笔记》就是在当年年末发表的。他的艺术使命由此变得更明确：目的是让人放松，就像一把舒适的扶手椅。

　　在《画家笔记》中，马蒂斯尝试澄清别人的误解，他确实要为绘画创造新的造型语言，但不是对西方绘画传统的破坏，而是仍然根植于传统。他说：“艺术家的作用跟学者一样，在于他掌握了那些不断重复的通用真理，不过，当他抓住了它们最深层次的意义时，这些真理对他来说就有新的意义，他把它们转化成他自己的真理。”落实到具体创作，无论是人物、阿拉伯纹样，还是明亮的色彩，都犹如他采集的远古珍宝，或者借用艾略特描述诗人的说法，将先前的作品囊括于自己的作品之中。65岁时，马蒂斯又发表了《论现代主义和传统》，再次重申这一观点：艺术的传统并未中断。“放弃传统，艺术家也有一定可能会成功，但这种成功只会转瞬即逝，而他的名字也会很快被遗忘。”

　　当然，马蒂斯并非生来就会舞文弄墨，他的文字表达清晰、简洁，经过了深思熟虑，也是他长期学习的结果。皮埃尔清楚地记得，父亲经常看书，五十几岁的时候，还在读《如何写好法语》。

　　如果没有《画家笔记》，或许就很难理解如下现象：最初马蒂斯的作品被评论家看做“乱涂乱抹”，而他在照片中的形象却恰恰相反。同样耐人寻味的是，当他以野兽派声名鹊起后，一个在访谈中能说会道的马蒂斯也随之出现了。

　　有一件轶事经常被人提起：采访马蒂斯的人期待看到一个古怪的艺术家，但出现在眼前的马蒂斯却是温文尔雅的绅士模样，他谈吐清晰，举止优雅。早在1909年，评论家夏尔·艾蒂尔就采访过他，发现他见解不凡，与“野兽派中的野兽”相去甚远。美国收藏家里奥·斯坦也很赞叹马蒂斯的机智：“在谈论艺术时，他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这在画家中屈指可数。”

　　由此可见，当马蒂斯面向公众时，无论是书写还是言谈，都用词简洁，表达精确。从37岁开始，马蒂斯一生接受了50多次采访，令人惊讶的是，他所表达的可以说跟《画家笔记》互为表里。当《画家笔记》发表一年后，39岁的马蒂斯接受艾蒂尔采访，几乎将这篇笔记中的观点重复了一遍。42岁时，马蒂斯在回答一位画家采访时说：“一幅画应该始终是装饰的。”1945年，马蒂斯已75岁，当采访他的评论家直接指出，人们仍在指责他的装饰性艺术时，马蒂斯引用德拉克洛瓦的话辩护，“我们不被理解，我们只被承认”，并再次重申，装饰性不等于肤浅，而是艺术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特征。也许正是这样的重复，使马蒂斯的理想不至于石沉大海，他的自我也不会无所依托，两者始终在对话中被不断提起，并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实现。梅洛·庞蒂说得好：“说话者的话语不表达一种既成的思想，而是实现这种思想。”

　　1941年，年逾古稀的马蒂斯经历了一场大手术。此后接受了法国著名评论家皮埃尔·库蒂翁的访谈，前后9次，历时3个月。马蒂斯对谈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，取名《与马蒂斯闲谈》，准备由斯基拉出版社出版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他最终放弃了出版，这本谈话录从此被尘封在档案馆，直到70多年后的2013年才重见天日。或许，这恰是马蒂斯心中矛盾的折射。他很喜欢尼采的名言，“没有事实，只有诠释”；但他同样说过，画家应该把自己的舌头割掉。

　　马蒂斯理想中的真正自我究竟是什么？除了《画家笔记》，更简单的答案蕴含在他的作品中，这就是《粉红色画室》和《红色画室》（1911），那年马蒂斯41岁，画的是他的工作室。《红色画室》尤其能说明问题：墙上醒目地挂满了各种自己的作品，而室内的桌椅、时钟等其他物品却只用细细的线条勾勒。无论是红色还是粉红色，马蒂斯都能驾轻就熟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的色彩实验已经炉火纯青，他的装饰性理想也水到渠成。说得更清楚些，色彩既是前景也是背景，画作既是作品又是装饰，最终目的是让人放松、令人愉悦。这幅作品如此重要，2022年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还为此专门策划了一场展览，名为“马蒂斯：红色画室”。首席策展人安·特姆金认为，尽管画室是艺术史上的传统主题，但马蒂斯与众不同，他让红色覆盖整个房间，使画室从三维变成了二维，由此创造了一个绝对现代的绘画空间。

　　当然，这只是马蒂斯理想中的场景。创作这幅画的那年，戈尔德施密特采访了他，这位丹麦画家和艺术史家发现，马蒂斯画室墙上的确挂了许多画作，但主要出自高更、塞尚和马尔凯，还有同时代更年轻的画家，只有一幅是马蒂斯自己的。反观他的《红色画室》，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小展厅，展示着他的得意之作，也寄寓着他的创作理想。又过了41年，82岁的马蒂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“我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亨利·马蒂斯，作品代表了我，表达了我的情感，也延续着我的生命。”此时的马蒂斯说得更明确：作品是艺术家自我的投射，有些艺术家虽然肉体生命短暂，但艺术生命长青，比如拉斐尔、梵·高、高更和修拉，他们在活着的时候，就已经用作品充分表达了自己。

　　他自己也一样，追求形式的简化，始终努力用自由的线条和明亮的色彩来表达情感，开启了一代风气。后来的艺术家们深受马蒂斯的影响，最著名的就是汉斯·霍夫曼与马克·罗斯科，他们是现当代最重要的抽象艺术家。马蒂斯也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，与毕加索齐名。当马克·罗斯科第一次看到《红色画室》时，只有23岁。他的描述可当作马蒂斯艺术生命及其影响力的注脚：“当色彩的使用纯粹到某些特定的程度时，由此产生的力量会强于任何具象绘画。”